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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ris Tachibana/ 文 姜天海 / 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17-1-3 1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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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明目张胆的学术造假鲜有发生。对科学而言，更普遍而且可能更具破坏性的是仓促开展、粗制滥造、无法复制的研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重要组织开始发起运动，增强科研人员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探究其根本原因，并推动“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的相关资源的发展。
例如，《科学》帮助制定了推动公开透明的TOP（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标准；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在背后推动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的编纂；一项国际活动形成了提升健康研究质量与透明度（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EQUATOR）的网络；还有一项来自于《柳叶刀》的活动，正在反对生物医学研究中的浪费。
这一系列活动都旨在解决种类在不断增多的RCR问题，相关的主题已经能够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它包括试剂的检验、安全透明的数据处理、对研究的完整报道（包括否定结果）、恰当地分配署名权，以及出版物的开放获取。但是只要我们都能采取措施，推动最好的科学研究和明确出版规范，我们就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拥有多年RCR经验的研究人员表示。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工作做起，然后鼓励自己的学生、同事和我们的机构。
创建有责任感的文化
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主席Virginia Barbour表示，“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团队和机构的文化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他们的研究。”她表示，从你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刻，就要践行透明：“预料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公开的。确保其他人能够看过你的工作就明确知道你做过什么。”
领导层面则需要通过定期与初级研究人员沟通来推动透明度，鼓励整个组内的公开讨论，并严肃对待RCR政策。例如，Barbour的居住地——澳大利亚，遵守的是《澳大利亚负责任的科研行为规范》。她表示，一旦你建立起了这种文化，再分层形成具体的元素，例如数据管理、记录保存和出版计划。
准备过程很重要。“在你开始实验之前”，Barbour表示，“思考一下，你将如何管理你的数据、笔记本、图像，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分析软件。”作者身份是COPE所处理的最大的挑战之一，Barbour指出，应该在研究最初就将这个问题解决好。明确好每个被考虑要加入作者名单的人的贡献，并记得要体现初级科研人员的工作付出。
“你和你的合作者们可能最初不会就谁将成为作者以及他们的顺序达成一致。”她说，“但至少就决定署名权的流程达成共识。”这种最初的投入在写完研究成果后将会收到效果。当在最初就制定好协议和流程后，就更加容易形成最终的准确报告。
Barbour是开放获取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的创始主编，如今，她是澳大拉西亚开放获取支持团队（Australasian Open Access Support Group）的执行官。她表示，研究人员们明白开放获取可以促进公平，让研究结果能向所有科研人员开放，同时向纳税人展示公共经费资助所获得的成果。然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研人员尤其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自身需要在某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和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之间左右为难。
为了提升科学出版物的开放性，很多经费资助机构现在都要求将论文公开存档，例如PubMed Central（PMC）数据库。澳大利亚的经费资助者要求，至少要将作者被接受的手稿存储到机构的知识库中。有些高校已经为此设立了相关政策和知识库，包括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这些都是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进行肯定和奖励的步骤，能够将科学研究明确记录下来，并且能够被核实和验证，Barbour表示：“研究不仅做得好，而且报告写得也好，这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
紧跟RCR发展步伐
保持一种负责任的研究文化意味着要密切留心不断发展的RCR问题。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CU）研究与创新副校长Francis Macrina在上世纪80年代，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它资助机构开始要求很多受训者进行伦理培训的时候开设了RCR课程，之后就一直在追踪RCR所发生的改变。他仍旧在教授这门课程，他的经验与案例研究被收录进他关于科研诚信的教科书。
Macrina发现，RCR逐渐开始将关注点放在数据透明度、数据处理和存储；验证细胞系、抗体和其它试剂；与媒体合作时的参数；以及出版指导方针，包括可能被用于武器研制的成果，其生物安全性报告的“双用途”上。关于TOP标准的指导方针，他表示，“我们很可能也会看到这些逐渐进入到实践当中。”
要想纵览当前在你领域当中的RCR要求和争论点，Macrina建议，可以从期刊的作者须知入手。COPE和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有通用的出版指导方针。要想查询具体的学科信息，可以从专业组织如神经科学学会和美国化学会获取信息。
Macrina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办公室会监督与产业界的合作，这也提出了额外的RCR注意事项。案例包括，一个企业要是为了知识产权的评审，可以拖延多久的投稿时间，以及学生是否应该从事由企业赞助的项目的研究。“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有一项关于企业赞助的研究政策。”Macrina表示，想与产业界合作的学术科学家应该与他们的技术转让或商业化中心探讨类似的文件。这些中心的专家可以在制定合作协议时提供背景、指导方针和主张。
企业想要与采用最佳实践的科学家合作，因为RCR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至关重要，Biogen Idec公司的计算生物学副主任Christopher J. Roberts解释道，在研发一种药物或设备时，万事都要绝对可靠。“如果你无法从一项需要反复运行的临床前试验中重复某项东西或是获得可靠的结果”，他说，“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能够在临床期生效的药物。”
同时，企业也理解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对于他们自己的科学家和高校合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尤为重要，因此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出版政策。然而，Roberts表示，你越接近某项产品，就越会发现更多的出版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在与高校合作时，“我们会提前设立法律协议，讲明对于知识产权的考虑，以及出版策略和时间表。”
培养新科学家的责任感
为了能够大力营造负责任做科研的文化，青年科研人员应该在RCR的行为准则指导下接受培训。科研人员总是会从自己的导师身上学习技艺，但是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复杂的研究要求对最佳实践进行更正式的培训。
在休斯顿大学，这里正在推动一种更加综合、多元和基于历史的RCR培训方法。物理系的指导和研究副教授Ioanna Semendeferi正在开发一门3学分的课程，这门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的课程采用了经过验证的评估方法。该课程的核心原则是，当科研人员将伦理价值观内化时，就能获得最佳实践。“只是了解RCR的规则并不能确保其具备良好的道德行为”，Semendeferi表示，“想要正直有道德才是关键。”
曾帮助开发这门课程的计算生理学实验室主任Ioannis Pavlidis也在此共同授课。“Semendeferi的方法是采用视觉元素，如电影、纪录片，加入丰富的情感以引起共鸣。”他表示。课程活动包括课堂辩论，由资深科学家指导下进行的同行评议练习，观察有动物或人参与的研究，以及解读在国家级报纸上关于科研道德的评述。该项目同时也面向公众组织关于科学史和伦理的系列座谈会。
Semendeferi和Pavlidis建议可以开展科研道德的通识课程，吸纳来自工程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教育。”Semendeferi说。她指出，听取不同的观点让学生能够意识到与做有道德的研究相关的决定，并能够意识到他们在工作中的个人责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药理学和毒理学教授、研究生院助理院长Stephanie Watts在她负责组织协调的研讨会系列中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她们针对RCR的议题采取了较为实用的方法。Watts表示，当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学生进行讨论时，他们通常会不由自主地就其他领域和文化中的期望及规范提出问题。例如，名誉作者可能在有些国家出现，但却违背期刊的指导方针；或者工程师可能会有这种冲动，想要完全重复已发表的关于方法的文字，这可能会导致自我剽窃。“我们承认，世界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则。”Watts表示，“因此我们会谈到，在一项合作的最初就讨论好数据分享、署名权和其他出版问题。我们会讲到，剽窃是窃取他人的工作，没有一个社会会允许偷窃。”
Watts和Pavlidis表示，教授RCR也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研究。“阅读和思考这些问题让我成为更成熟的导师。”Watts表示，“我会与实验室成员经常交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我从项目最开始到结束都会去看原始数据，而且我们都会在实验室组会上质问对方如何获取的数据以及它们意味着什么。”Watts表示，密切追踪每个人的工作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们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而是确保我们能够就方法达成共识，并确认我们在数据中能够看到什么。这是RCR的问题。”
教授RCR也影响了Pavlidis对于测量生理变量方法的研究，例如睡眠、运动和灵敏度。“我们会处理大量的数据。”他说，“因此我们努力将其变得透明化。”对于一项测量司机在压力之下的反应的项目，他们会在积累数据的同时将数据发布在网上。“开放的数据共享让每个人都能从头到尾地追踪我们的结论。”他说。他的团队实行的是团队做科研，培养互相尊重和荣誉共享的文化，承认学术贡献和技术贡献。每个人从最开始就了解这种安排，他表示，在给定项目中，在关于方法的论文发表中，技术贡献者会被排在首位；而理论型的学术出版物则会突出其他的团队成员。
在系所推动RCR
正式的课程意味着学生、博士后和教授RCR的教师在最佳研究实践中都会对当前的议题十分精通。而对于某些资深教研人员而言，他们是在RCR培训要求出现之前接受的教育培养，Watts表示，亲身参与到RCR的课程中会是很好的初次经历，而且也可以很有趣。对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习班而言，Watts会邀请一些同事作为演讲嘉宾，而且学生也可以选择教研人员作为自己的科研诚信顾问——可以向他们咨询RCR相关的讨论。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Macrina每个学期都会吸纳两三名教研人员帮助进行案例讨论，并会基于课程材料给他们一小时的练习课。
然而，对工作压力很大的教师而言，即便是这样的时间要求也可能会是一种负担。Watts也在领导自己的研究团队，因此她十分理解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在管理工作上花了多达40%时间的科学家。为了处理这些文书工作，她建议应该利用起机构办公室，帮助处理诸如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申请书和辐射安全要求等。但是要想让科学家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管理条例时仍保持动力，就需要对文化和态度上进行普遍的改变。当Watts感觉自己被各种条例压得喘不过气时，她告诉自己：“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是一种特殊的优待，我很幸运能够在纳税人的资金支持下开展这些工作。你想要把自己的科学工作做好，让你的同事能够信任你的工作，你也能够信任他们的工作。”
Macrina对此表示赞同，而且他质疑无法复制的数据的价值。尽管每一项新的要求都会让它更官僚主义，他说，“这都是为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对于一名科研人员、一个机构和整个科学界的声誉而言，至关重要。“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他说，“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某项研究产生影响，人们就需要信任这些研究人员。”
对于机构层面的文化改变而言，我们需要让实际的招聘和晋升都与RCR相挂钩。Pavlidis和Semendeferi建议要奖励科研人员的指导工作，特别是在RCR方面。Semendeferi表示：“只是要求具体的行为，而不去消除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条件，这将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都可以为改变做出贡献，她说：“每个科学家都有能力也有实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论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研究价值，这个讯息正在影响着学界。但Macrina也告诫大家，要想抛弃这些简单的衡量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确定研究质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招聘委员会必须要寻找和搜集证据来评估每份出版物，而不只是计算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然而，他受到了如DORA等活动的鼓励，还有像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Bruce Alberts这样敢于公开批评使用影响因子评估研究产出的科学领导者。Watts注意到，这些讨论已经产生了影响。“我理解年轻科研人员倍感压力，想要迅速发展，产出高影响力的出版物。”她说，“但是我现在正在参与一项职位搜索，我所寻找的人需要在工作中有诚信、有始有终，而且可以做出扎实的科研工作，让其他人能够以此为基础——这是我想要雇佣的人。”■
Chris Tachibana 是丹麦哥本哈根和美国西雅图的科学作者。
DOI: 10.1126/science.opms.r1600161
鸣谢：“ 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 发布在2016 年1 月29 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www.sciencemag.org/careers/features/2016/01/responsibly-conducting-research。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6年12月刊 科学·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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