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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泉琳 来源： 发布时间：2016-5-3 1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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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输注全血进行伤员抢救受到血型匹配和运输保存等限制，无法满足战场的急救应用需求。因此，战场上急需一种体积小、安全有效、便于运输保存的血浆容量扩张剂。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哈佛大学E. J. Cohn教授及其工作小组研究发明了一种被称为“低温乙醇法”的工艺。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人血中提纯出人血白蛋白，第一种血液制品由此诞生。
在后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白蛋白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药物，可以大量生产，于是一批早期的血液制品公司应运而生。比如，位于美国芝加哥的Armour公司（现属于CSL公司）成为美国军方在二战期间最大的人血白蛋白供应商；在欧洲，Behringwerke公司是欧洲第一个开始以工业规模从人血浆中分馏血浆蛋白的公司，现同样隶属于CSL。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血液制品生产起步稍晚。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今，已历经半个多世纪。
一开始，国内仅有2~3家生产厂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以及利凡诺工艺的使用，血液制品成为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业。
许多地方血站、各大军区所属血站及一些科研机构也开始生产血液制品。在短短 10 年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就达到50多个，但这些厂家的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都参差不齐。
然而，伴随着血液制品行业的兴起，利益链各方的欲望也开始有所膨胀。血液制品人源性、低成本、高回报的属性，成为资本争相追逐的对象。
“血浆经济”的利益驱使产生了一系列的行业乱象：运作混乱、管理缺失、安全意识薄弱……最终酿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规模的艾滋病感染事件。
1979年，国内引进单采血浆术并建立天津中心血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1983年国内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次年政府限制进口血液及血液制品。但管理上对外防范严厉，对内疏于防范，特别是1992年改革开放后，新浆站的建设只需当地卫生部门行政许可即可在医院内建设相应科室。
高于其他科室3倍收入的利益驱使各地浆站兴起，不规范的操作及各种非法采血行为屡见不鲜，造成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河南等地大规模的艾滋病感染。
血液污染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可怕的灾难，约6.9万人深受其害。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敲响了血液制品安全的警钟。
此后，血液制品行业就成为国家重点监管的对象。出于安全性考虑，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质量安全政策，关停了大量不合格的浆站，并且严格限制进口。
整个行业如“笼中困兽”般陷入困局。
行业高壁垒
由于血液制品行业的原材料来自人血浆，加上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因血液制品导致疾病传播的教训，血液制品行业理所当然成为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具有非常高的行业壁垒。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对血液制品行业进行整顿，出台了很多关于血液制品行业的政策。
总体而言，行业壁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不再批准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200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的通知》中规定，国家实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总量控制，加强监督管理，从2001年起，不再批准新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这意味着血液制品行业具有了特有的封闭性。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全国约有28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其中25家的GMP证书仍在有效期内。
新增浆站的企业资质要求高。2008年出台了《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目前规定新设浆站的企业，注册的血液制品不得少于6个品种（承担国家计划免疫任务的企业不少于5个品种），且同时包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人凝血因子三大类。按照这一规定，国内仅有不到十家企业具备申请新浆站的资质。
限制进口。1985年开始，国家禁止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血液制品的进口，2002 年起禁止从疯牛病疫区进口人血白蛋白。为了缓解凝血因子Ⅷ供应紧张的局面，满足血友病人的用药需求，从2007年11月开始，国家允许进口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此外，对生产、销售环节要求较高。原料血浆投产前至少需要3个月的检疫期，上市销售前需要实施批签发，最后销售给医院或经销商。经销商经营血液制品需取得相关资质，门槛较高。
供需失衡
据2010年卫生部测算，我国采浆量需求在8000吨左右，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医改覆盖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和支付能力提高，预计目前的采浆量需求超过12000吨。但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国家对血液制品进行严格管制，2014年采浆量约为5700吨，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从全球来看，我国的人均消费量也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Ⅷ的消费量分别是中国的2.5倍、15.8倍和15.9倍。
再将中美采浆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血液制品市场体现出原料供应不足的特点。献浆频次低、单次采浆量少、浆站建设审批严格、单次采浆成本高，都让国内血液制品企业在发展中面对着比国外更大的制度制约，供不应求的现象还可能长期存在。
如何才能扩大采浆量？增设浆站是不二之选。尽管受政策影响较大，但是近两年浆站已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截至2015年11月，我国已批准设立浆站203个（含未开采浆站），创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政策对献浆员条件限制的松动也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2014年，广东省将献浆员资格由户籍人员扩大到持有当地居住证的人员；新版药典对献浆员年龄进行了修订，规定献浆者年龄为18~55岁，固定献浆者可放宽至60岁等。
分离技术有限
由于各种组分在血浆中的含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企业从血浆中提取的产品数量越多，摊薄在每个产品上的成本就越少。
目前国际主流企业的血浆综合利用率很高，最多可从血液中提取近30种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产品。
而我国血液制品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提取出的血液制品产品相对较少，约在11种左右，不到海外企业的半数。目前国内运用较多的集中于白蛋白、普通免疫球蛋白、特殊免疫球蛋白及部分因子类产品。
技术手段的差距也导致我国血液制品行业在产品构成中占比迥异：以批签发量与最高零售限价计算，2013年我国白蛋白销售占市场收入的59%，其次为静丙（28%），乙肝免疫球蛋白（8%）。
而国外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经历了从人血白蛋白为主到静丙和凝血因子为主的产品结构变化。目前国际市场中，免疫球蛋白与凝血因子的应用相对广泛，合计占比80%以上。
价格“紧箍咒”
血液制品属于刚需，关系到众多患者的生命安全和经济负担，因此一直受到国家发改委最高零售价的限制。
而且，多数血液制品已进入2009年版国家医保目录，其中血友病用药（人凝血因子Ⅷ、冻干人凝血酶原复合物、冻干人纤维蛋白原）已经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其余如人血白蛋白、静丙以及一些特免品种则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因此，多数血液制品都属于政府定价药物。
然而，由于血液制品供不应求，即便有发改委最高零售价的限制与招标降价的压力，血液制品价格仍然一路走高。
2001~2011年间，伴随发改委药价改革的28次药品降价，国内血液制品行业也受到影响，市场份额最大的血液制品白蛋白（10g:50ml规格）的最高零售价于2006年12月从330元下调至259元，降幅21.5%。
此后，虽然发改委在2007年、2013年两次上调零售价至目前的378元/瓶，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出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正规渠道仍然一药难求。
大量白蛋白流入黑市，售价500~800元/瓶，远高于发改委的最高零售价，且得不到医保报销。这不仅加大了患者负担，甚至严重影响药品的可及性和安全性。
严格的价格管制加剧了血液制品行业的困顿，药价放开已势在必行。
2014年10月底，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首次提议放开药品价格。11月底，发改委发布《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放开药品政府定价”；5月，发改委等中央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规定自2015年6月1日起，血液制品等药品的最高零售价限制正式放开，改由市场调节，打破了血液制品涨价的天花板。
国内血液制品供需缺口如此之大，伴随着血液制品价格的放开，血液制品行业或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6年4月刊 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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