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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谭语 来源： 发布时间：2015-3-30 15: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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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报告称，草甘膦“很可能”对人类致癌。据称，该评价由来自11个国家的17名专家审定，将发布于IARC第112卷论文集。该报告再次引发业内对IARC致癌评价的质疑。
IARC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一个专门癌症研究机构，主要使命为进行和促进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工作。该机构还负责编纂关于各种因素提高患癌几率的专题论文集，这些因素包括化学品、混合物、辐射、物理和生物制剂以及生活状态因素等。长期以来，各国的卫生组织都依靠该论文集作为控制致癌因素的科学基础。
自1971年以来，IARC已发布111卷论文集，对约 970个药剂和物质进行了评估，其中超过 470个被确认为对人类致癌、很可能致癌或可能致癌。
IARC将致癌物质分为四类。1类:对人类致癌；2类: 可能对人类致癌；3类: 不明确是否能对人类致癌；4类：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其中第2类又细分2A和2B, 2A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probably）；2B可能对人类致癌（possibly）。
香烟、酒类饮料、中式咸鱼等被列入1类对人类致癌，更多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被列入2类可能对人类致癌物, 包括咖啡、咸菜、银杏提取物, 芦荟提取物（化妆品）、手机的无线电波等，甚至理发师、消防员、干洗业、油炸食品厨师也被归为此类。
2014年4月，IARC的咨询小组在推荐2015~2019年评估主题时，将农药确认为“高优先级”，并随后向相关专家和相关研究提出请求提供针对大量有机磷杀虫剂和除草剂致癌（二嗪农、草甘膦、马拉松、对硫磷和杀虫畏）的证据。
这些杀虫剂和除草剂于3月3~10日在IARC的会议上被审查，草甘膦由此被列入2A等级，成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物”。
“有限的证据表明，除草剂草甘膦可能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同时，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IARC在其报告中称。
而这一结论与农药残留联合会议（JMPR）得出的结论相反。JMPR是一个专家活动团体，由世界粮农组织（FAO）和WHO联合管理，他们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致癌”。
是否致癌？
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开发的低毒性、易溶解的广谱除草剂。1974年，孟山都公司以“农达”为品牌，首次商业化推广该产品。目前，草甘膦是世界上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农药品种，年销售值高居农药之首。2000年，孟山都公司草甘膦专利到期，众多国家的农药生产厂家都参与生产草甘膦原药。其中，中国是草甘膦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
草甘膦的作用机理为通过限制植物中一种特异性酶的活动，来抑制杂草生长。由于这种酶在植物中分布广泛，且对于植物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是必需的，因此通过使用草甘膦，农民可以控制大部分田间中的杂草。由于人与动物体内不存在这种酶，也没有相应的氨基酸合成途径，所以草甘膦只会作用于植物。
事实上，在应用过程中，草甘膦始终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美国农业部（USDA）、欧盟委员会、WHO等众多机构的全面审查。
EPA曾数次对草甘膦进行致癌评估。1985年，EPA将草甘膦化为C级，“可能致癌”。1991年重新评估后，EPA将草甘膦调为E级，即“不对人类致癌”。
IARC称综合考虑EPA及其他最近显示草甘膦致癌研究为阳性的报告，判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草甘膦也可破坏人类细胞的DNA及染色体，尽管细菌测试的结果为阴性。”IARC在报告中说，“一项调查发现，喷洒草甘膦配方后，附近居民血液中标记的染色体损伤增加。”
而2014年1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为欧盟完成的长达4年的草甘膦评估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造成人类致癌的风险”。他们审查了所有IARC考虑的数据，并加上更多其他的数据。
IARC引质疑
IARC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与致癌强度或对人类的实际威胁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2A类的分级，IARC定义为“有限的证据表明很可能对人类致癌”，即与癌症有联系，但不排除其他致癌的解释。
事实上，IARC的评级一直饱受诟病。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的Joseph K. McLaughlin和Robert E. Tarone曾撰文批判IARC因其流程和表现出来的偏见而导致致癌“假阳性”的判断。
比如，咖啡被归类为2B“可能对人类致癌”等级，但流行病学的重要证据表明咖啡很可能并不引起人类癌症。
IARC也曾明确表示，使用手机可能导致罹患脑瘤。随后又称，不能确定使用手机会引发脑瘤。
此次，IARC将草甘膦列入评估范围，却忽略了其他毒性更大的除草剂。
对于草甘膦的致癌评级，“相关的科学数据被排除在审查之外。IARC收到并选择故意忽视大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支持草甘膦对人类健康没有风险的结论。” 负责全球法规和政府事务的孟山都副总裁Phil Miller博士回应称。
IARC评级还有一个问题是忽视了剂量。剂量决定毒性，剂量越大，接触的时间越长，患癌症的概率也越高，但仍然不一定致癌。比如剩饭菜中的亚硝酸是明确的致癌物，但正常食用剂量很低，远低于暴露剂量，因此不会有显著的致癌性。而IARC并未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
“草甘膦对人类或任何其他动物无毒，只有相对较高的剂量才会出现急性反应。”佛罗里达大学园艺学教授Kevin Folta博士说。
他指出，草甘膦的半数致死量（LD50）约为5000 mg/kg。也就是说，体重200磅（约90千克）的人，要喝下2磅（0.9千克）41%浓度的商业浓缩剂才会有50%的致死率。
IARC报告不提剂量，也没有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关系数据，因此并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
再者，安全并不等于绝对没有风险，很多时候风险可测可控也是一种安全。相对于其他毒性更大、污染更严重的除草剂，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即便有风险，但只要严格按照规范使用，风险仍然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
IARC旨在维护人类健康，对致癌性归类倾向严苛可以理解。但是，“和食品安全一样重要的问题结论必须无偏见，缜密且基于遵循国际公认标准的优质科学。”Phil Miller说。IARC 基于只持续一周的会议、根据有限数据的审查就对草甘膦做出评估，是否过于草率？
况且，归入“很可能”或“可能”致癌级别的化学物质很可能将遭遇“有罪假定”，这对公平和基于科学安全的争论没有帮助。■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5年3月刊 农业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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