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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章启群 来源： 发布时间：2014-6-12 13: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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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每况愈下
检索一下北大哲学系人才培养的历史，就足以证明当前哲学系的现状必须改革。
北大哲学系在1949年以前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人才，其中包括像冯友兰、牟宗三这样的哲学家，还有王宪钧、齐良骥、石峻、任继愈、黄森、胡子华、熊伟、周礼全、汪子嵩、王太庆、张申府、杨祖陶、张世英等优秀学者。历史学大家顾颉刚以及著名学者罗常培、朱谦之、何其芳、朱自清、容肇祖、胡绳等也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甚至旅法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出身也是北大哲学系。
但是，1949年之后的情况却令人悲观。
50年代毕业生中，李泽厚、叶秀山、庞朴、余敦康、夏甄陶、朱德生、陈启伟、梁存秀、黄耀枢等人，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60年代毕业生中在学术界获得影响的已属稀罕。70年代由于“文革”影响，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80年代以后的毕业生中，取得公认学术成就的人物寥若晨星。至今，“五四”一代学者始终站立在学术的最高点上，他们的学生在总体上强于他们学生的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1980年代以后，得益于对外开放，西方哲学的教学科研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留学生回归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拓展，在西方一流大学学习、留学归国学者，今日成为西方哲学教学研究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这也表明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与西方一流大学的差距。
虽说哲学家的出现有与时代相关的很多因素，哲学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冯友兰在36岁出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20多岁在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卓然一家，表明哲学人才的出现并非都是一种模式。
这个曲线向我们表明了：从19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培养的人才差不多是每况愈下。
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反思的焦点立即凸显出来——即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仅是课程设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科建制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
突破“三驾马车”的藩篱
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大哲学系，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主体、辅之以其他学科例如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科研体系。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两翼的模式（即“一体两翼”），实质是前苏联哲学教学科研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1980年以后，“一体两翼”逐渐形成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齐头并进的“三驾马车”结构。即使后来美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宗教学系的成立以及科学与社会中心并入哲学系，都没有改变哲学系的整体格局。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这种“三驾马车”结构的思考、批评越来越多，质疑这个结构合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高。
我们知道，不仅“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大学”也是从西方来的。中国要办大学，办哲学系，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大学”和“哲学系”的标准办。
不能忽视的前提是，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完全是西方的。这个体系与中国古代的知识、教育体系是本质相异、决然不同的。用形象化的说法，现代中国的知识、教育体系，是用一个新的模块（西方的），把古代中国的知识、教育体系打乱，重新分割，装进新的结构中去与国际接轨的体系。
在这样的建构中，中国古代的知识在本质上成为现行中国知识体系的“质料”，而知识的整体“形式”，即知识结构和理念，都是西方的。
与此相应，当下中国大、中、小学中教学的科目，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设置的。这些科目中的自然科学完全与西方等同，涉及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科目，与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在描述的对象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从根本理念上也应该是可以对应的。
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在结构上与北大哲学系“三驾马车”相对应的学科体系是不存在的。我这里不是实指它们都没有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说它们都没有用国别和意识形态作为学科建构的内在依据。
总之，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只能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的思维方式办学。必须要根据“哲学”这个理念来建构自己的教学科研体系。反之，从外在于哲学的理念建构的“哲学系”，在自身理念上是不合法的，在逻辑上是不能贯通的。
向哲学教学科研本身回归
从当下哲学系的现象来看，各个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之间都有很深的知识上的隔膜。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对于西方哲学研究及其相关人员基本不了解。反之亦然。8个二级学科之间的陌生感，甚至不亚于文、史、哲之间的隔膜。这种条块分割、以邻为壑的局面，其实对于每一个学科的教师、学生都是有害无益的。
作为一个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他（她）的成就感归根结底属于哲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所培养的哲学人才。外在于此的任何其他的“成就”，实质上都是虚幻的。历史将会无情地洗刷这些虚幻之物，而还其本来面目。
因此，如果北大哲学系的改革真正实现了向哲学教学科研本身的回归，对于每一个哲学系的教员、学生来说，实质上都是福祉。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北大哲学系的教学科研体制改革，也绝不仅仅是关系哲学系的前途，应该与整个中国大学哲学系建设的方向和思维方式相关，具有导引的作用。顺利完成这个变革，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定有值得一书之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教研室主任）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4年4月刊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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